《知识考古学》大概是福柯最难读的著作，毕竟这是福柯唯一一本没有历史分析，单纯反思方法的专著。他在书中阐述的“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式与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传统的观念史研究区分开来，并界定了自己的研究与年鉴史学和法国认识论传统之间的关联。不过，如果读者没有从中文版的《知识考古学》中看出这些来，也不足为奇。因为，中文版的《知识考古学》也许是世界上最难读的《知识考古学》，译者几乎完全没有读懂福柯的论述。福柯尽管有时不免艰深（其实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福柯的表述华丽而且严谨，尽管有意采用语言游戏，动用隐喻，但却很少流于晦涩与笨拙），但大概也不会创造出“缓坡历史”（实际上是指年鉴史学关注的“缓慢变动的历史”）这样离奇的说法，而在译者的笔下，福柯那句满怀激情的格言，“通过写作来摆脱我的面孔”，倒像是福柯的自嘲，“像我这样写作是为了丢面子的远不只我一人”。这样看来，译者将遍布全书的年鉴史学的重要概念“系列”译做福柯毕生厌倦的“体系”一词，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还有比这更糟的翻译。也许我们需要一本读者能够看得懂的《知识考古学》。
在进口无数“思想家”之后，把巴赫金也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可能会招致一片嘘声。不过这对理解巴氏其人其思原本无关紧要。生活在肉身与思想双重压迫的年代，巴氏虽置身学术“边缘”，却广泛涉足哲学、人类学、文化历史学、语言学、符号学和诗学等诸多领域，终因其颇富争议的“对话”理论而在风烛残年被西方学者推向“中心”。由白春仁教授领衔翻译的《巴赫金全集》行文流畅、忠实可信，不知它能否为中文的“思想家”一词最终正名。
作为英国社会理论大家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代表作，《社会的构成》并没有一并推出的《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影响大，这本来不足为奇，毕竟对一般社会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本来就没有对实质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多。但实际上，无论尝试对近代民族国家进行历史社会分析的吉登斯，还是试图研究现代性盛期的吉登斯，都并非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倒不如去读蒂利或是鲍曼的书。而真正代表吉登斯理论水准的著作除了未译成中文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尤其第一卷，《民族国家与暴力》本是其中的第二卷）以外，大概就要算《社会的构成》了。尽管该书不乏折衷色彩，但仍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卢曼的《社会系统》、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一同成为继帕森斯的《社会体系》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理论著作之一。
也许是由于法学的研究传统日益专门化，职业法学家们的著述很少能够对法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产生影响。但是，《认真看待权利》使得法学家德沃金成为讨论当代政治哲学或伦理学时不可或缺的人物。当然，在我看来，德沃金的贡献与其说是主张决不能因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权利，还不如说是他的那种“脚踏实地”论证方式，即围绕一系列民权诉讼展开的权利实践来阐明其观点。正是运用这种方式，德沃金将普通法的法律实践技术带入了法理学与整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一种“审判”视角的法律理论。这本书的翻译不仅有助于理解法律、自由、平等、权利和正义等问题，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目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也不无裨益。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简单捍卫者”，还是关心社会正义的所谓“新左派”，可能都无暇顾及德沃金。这样，在这些纷纷攘攘的讨论中，不仅缺失了思考权利的切实视角，更丧失了这种“脚踏实地”的学风。看来，我们在急急忙忙想成为某种社会利益的代言人时，首先得“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权利”。全书翻译质量不错，但如果译者能够对分析哲学更熟悉一些，汉语表达更流畅一些，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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